撰文：曼昆
引言：一次「代操作」引发的系统性冲突
近期，一则并不张扬的用户体验，引发了 AI 行业与互联网平台之间的高度紧张——部分搭载 AI 助手的手机，在尝试通过语音指令自动完成微信红包、电商下单等操作时，被平台系统识别为「涉嫌使用外挂」，并触发风险提示甚至账号限制。
表面看，这只是一次技术兼容问题；但放在更大的产业背景下，它实质上揭开了一场围绕「谁有权操作手机、谁控制用户入口」的结构性冲突。
一边，是希望将 AI 深度嵌入操作系统、实现「无感交互」的手机厂商与大模型团队；另一边，则是长期依赖 App 入口、用户路径和数据闭环构建商业生态的互联网平台。
当「万能助手」开始替用户「动手」，它究竟是效率工具，还是规则破坏者？这一问题，正在被现实推到法律面前。
「未来已来」亦或是「风险提示」——一场发生在手机屏幕后的「代码之战」
近期，拿到最新款 AI 手机的用户可能体验到一种「一秒未来，一秒警告」的戏剧场景：刚为它的便捷惊叹，就收到微信等平台的风险提示。
这一切始于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大模型与一些手机厂商的深度合作。如今的语音助手不再只是查天气，而是能「看见屏幕、模拟操作」的超级管家。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只需对着手机说「在清飞足球队群里发个红包」或「帮我买最划算的阿迪达斯新款足球鞋」，手机便会自动跳转 APP、比价、支付——全程无需你动手。
这项基于「模拟点击」与「屏幕语义理解」的技术，首次让 AI 真正接管了手机。然而，这份「丝滑」很快撞上了互联网平台的「铁板」。
不少用户发现，用豆包 AI 操作微信时，会触发账号限制，甚至收到「涉嫌使用外挂」的警告。淘宝等电商也对这类自动化访问高度警惕。有博主比喻：AI 像是一位替你跑腿的管家，却被商场保安拦下：「我们不接待机器人。」
用户不解：我用自己的手机、自己授权的 AI，为何不能代劳？
平台维护：我的生态、我的安全，不允许外部「代操作」。
这场看似是技术兼容性的小摩擦，实则是中国互联网历史上又一次里程碑式的博弈。它不再是简单的流量争夺，而是操作系统（OS）与超级 App 之间关于「数字主权」的直接碰撞。
商业逻辑的降维打击——当「围墙花园」遭遇「破壁者」
腾讯、阿里等大厂的反应为何如此激烈？这要从移动互联网的核心商业模式——「围墙花园」说起。
社交、电商、内容平台的商业根基，在于独占入口与用户时长。每一次点击、每一步浏览，都是广告变现与数据沉淀的关键。而豆包这类「系统级 AI 助手」的出现，恰是对此模式的直接挑战。
这是一场关于「入口」和「数据」的深刻博弈。AI 手机触动了互联网巨头的核心商业命脉，主要在于三点：
1. 「去点击图标」危机：
当用户只需动口，AI 就直接完成任务，App 本身就可能被绕过。用户不再需要打开 App 浏览商品、观看广告，这意味着平台赖以生存的广告曝光和用户注意力经济将被大幅削弱。
2. 数据资产的「寄生性」获取：
AI 通过「看」屏幕来操作和读取信息，无需平台开放接口。这相当于绕过了传统的合作规则，直接获取了平台投入重金建设的内容、商品和数据。在平台看来，这是一种「搭便车」行为，甚至可能用这些数据来训练 AI 模型自身。
3. 流量分发的「守门人」易主：
过去，流量分发的权力掌握在超级 App 手中。而现在，系统级 AI 正在成为新的「总开关」。当用户询问「推荐什么」时，AI 的答案将直接决定商业流量流向何方，这足以重塑竞争格局。
因此，平台的警告与防护，并非简单的技术排斥，而是对自身商业生态的根本性防御。这揭示了技术创新与平台规则之间尚未调和的深层矛盾。
狂风暴雨前的备战——AI 手机的四重法律风险深度解析
作为法律从业者，当我们透过这场 AI 手机与大厂之争，可以看到四个不可回避的核心法律风险：
一、 竞争边界：技术中立不等于无责介入
目前争议的焦点，在于 AI 的操作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利用技术手段妨碍他人网络产品正常服务可能构成侵权。
「外挂」风险：在「腾讯诉 360 案」及近年来的多起「自动抢红包外挂案」中，司法实践确立了一个原则：未经许可，擅自修改、干扰其他软件的运行逻辑，或通过自动化手段增加服务器负担，均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AI 的「模拟点击」若跳过广告、绕过交互验证，影响平台服务或商业逻辑，同样可能面临侵权认定。
流量与兼容问题：若 AI 引导用户脱离原平台、使用其推荐的服务，可能涉及「流量劫持」。反之，若平台一刀切封禁所有 AI 操作，也可能需论证其封禁是否属于合理必要的自我防护。
二、 数据安全：屏幕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
AI 需要「看到」屏幕内容才能执行指令，这直接触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严格规范。
敏感信息处理：屏幕内容常包含聊天记录、账户信息、行踪轨迹等敏感个人信息，依法需取得用户「单独同意」。目前 AI 手机常见的「一揽子授权」是否有效存疑。若 AI 在执行订票指令时，「看到」并处理了私聊信息，可能违反「最小必要」原则。
责任主体模糊：数据处理发生在手机本地还是云端？一旦泄露，手机厂商与 AI 服务方责任如何划分？当前用户协议往往未清晰界定，形成合规隐患。
三、 反垄断争议：平台是否有权拒绝 AI 接入？
未来诉讼可能围绕「必要设施」与「拒绝交易」展开。
AI 手机方可能主张：微信、淘宝已具有公共基础设施属性，无正当理由拒绝 AI 接入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阻碍技术创新。
平台方可能抗辩：数据开放须以安全与产权保护为前提。未经授权允许 AI 读取数据，可能突破技术保护措施，损害用户与平台权益。
四、 用户责任：当 AI 犯错，谁来买单？
AI 从工具变为「代理人」，带来一系列民事责任问题。
代理行为效力：若 AI 因理解偏差买错商品（如将「便宜手机」执行为山寨机），属于重大误解还是代理不当？用户能否以「非本人操作」主张退款？
账号封禁损失：用户因使用 AI 功能导致第三方账号被封，可能向手机厂商索赔。关键在于销售时是否明确提示该风险。若告知不足，厂商可能面临群体性维权。
这场博弈不仅是技术之争，更是在实践中重新划定数据产权、平台责任与用户授权的法律边界。AI 厂商与平台都需在创新与合规之间，找到清晰的平衡点。
结语：权利边界与契约精神
豆包与大厂的这场摩擦，表面是产品冲突，实则揭示了新旧秩序间的断层：过去以 App 为核心正遭遇以 AI 为主的互联体验的冲击。
作为法律从业者，我们清楚地看到，现有法律体系在面对通用人工智能的介入时，已显得力不从心。单纯的「封禁」或「绕过」都无法成为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未来的出路，或许并不在于继续依赖「模拟点击」这类技术规避，而在于推动建立一套标准化的 AI 交互接口协议。
在规则尚未清晰的当下，我们致敬那些在 AI 前沿坚持探索、秉持科技向善的推动者。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敬畏边界，往往比颠覆本身更能走得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