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Richard Hanania
编译：Block unicorn
美国右翼热衷于恢复制造业岗位。早在唐纳德·特朗普的「解放日」关税之前，自由贸易就被指责为导致从儿童不再户外玩耍到国家弱势以及美国相对于中国的战略劣势等一系列问题的原因。
然而，这些观点在实证数据中几乎得不到支持，而贸易保护主义背后的伦理论据则五花八门，既有欠完善的，也有彻头彻尾的荒谬。尽管常识和经济学家们的压倒性共识已成定局，但反对贸易的站不住脚的论点依然存在，这表明我们需要理解，保护制造业就业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其根源在于进化心理学。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偏好，它体现在两种非常强烈的情感交汇之处：对外来群体的敌意，以及对生产有形物品工作的审美偏好。
克里斯·考德威尔（Chris Caldwell）最近批评贸易，理由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纯属虚构。「同一项政策，可能被一群人视为意外之财，却被另一群人视为灾难。贸易让你成为某些外国人的盟友，也让你成为某些美国同胞的对手。」 同样，在《保守主义：重新发现》（Conservatism: A Rediscovery）中，约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指出，自由贸易让工人感到被政府和商界领袖背叛，从而「破坏了相互忠诚的纽带」。
这些论点经过深思熟虑后，很难自圆其说。关于考德威尔的观点，即贸易使你与外国人站在同一阵线对抗美国人，有人可能会问：限制贸易不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吗？如果我想以更便宜的价格从中国制造商那里购买一个小部件，而本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阻止我这样做，这难道不是在阻挠我实现这个目标吗？考德威尔的观点将一个没有跨境贸易的世界视为自然而然的默认状态，跨境货物流动「创造」了美国人相互对抗的局面。事实上，一个没有贸易的世界只有通过政府的强硬措施才能实现，国家需要介入，站在一些美国人一边对抗其他美国人。
哈佐尼的论点同样呈现了一种奇怪的伦理观。当群体成员做出牺牲时，通常是为了帮助整体。例如，一名士兵可能在战争中牺牲以保护国家不被征服。反对贸易的「道德」论点却颠倒了这一观念。多数人和整体的福祉必须为少数人而牺牲。
即使我们接受再分配的必要性，这一论点也只有在支持贸易的立场涉及从穷人到富人的转移时才可能成立。那些拥有很多的人可能会牺牲以帮助我们中最贫穷的人。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关税作为一种累退税，尤其是对低收入家庭预算中占比更大的商品（如服装、食品和电器）影响更大。对进口洗衣机征收 25% 的关税会提高所有人的价格，但对最低工资家庭的负担远大于富裕家庭。研究发现，特朗普 2018 年的关税使每个家庭每年多支出 419 美元。高收入者可能不会注意到这样的成本，但这对低收入工人的可支配收入影响很大。
虽然保护主义者专注于他们的政策所拯救的就业机会，但他们忽略了对社会其他部分的更大伤害。布什政府在 2002 – 2003 年实施的钢铁关税被发现导致使用钢铁作为投入的行业损失了 168,000 个就业机会，超过了整个钢铁行业的总就业人数。特朗普第一届政府的洗衣机关税创造了 1,800 个就业机会，但每个就业岗位给消费者带来的损失高达 82 万美元。
考虑到美国经济的性质，这一切并不令人意外。保护主义者似乎认为制造业占全国劳动力的很大一部分。然而，只有 8% 的非农劳动力从事制造业，远低于 1990 年代初的一半。即使聚焦于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这类工作也远非多数。截至 2015 年，只有 16% 没有学士学位的男性从事制造业，低于 1960 年的 37%。因此，即使忽略女性和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大多数人实际上也并没有获得自由贸易反对者试图保护和培育的那种工作。
那么，国家政策究竟基于什么，应该以牺牲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为代价，去帮助极少数的公众，甚至是极少数的工人阶级呢？反贸易保守派的奇怪之处在于，他们很少关注富人可以为穷人做出的其他牺牲。对他们来说，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呼吁对富人增税，并加强再分配。这样，他们就可以把重点放在那些最有能力支付的人身上，而不是向所有人征税（这会对穷人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来帮助极少数人。我并非主张再分配，而是想说，如果这是你的目标，那么限制贸易并非实现目标的途径。
鉴于经验数据压倒性地证明了关税的影响，以及美国经济的现有结构，许多人对保护主义政策的强烈依恋必定有其心理原因。进化心理学提供了答案。首先，我们进化于一个个人与群体之间零和竞争的世界。在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外来者要想从你的部落中获益，只能以牺牲你的部落为代价。
特朗普总统明确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说贸易逆差意味着我们正在向外国「损失」资金。这当然毫无道理。我在商店买东西，是因为双方都认为自愿交易符合各自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保守派知识分子，以及更广泛的美国人，在贸易和移民以外的经济领域，很少有如此强烈的观点。按照特朗普的世界观，每一个有买家和卖家的场景不都应该是某种骗局吗？几乎没有人以这种方式理解经济学，这表明，这表明外国人的参与改变了人们对互动的感知。
除了零和思维，进化心理学的另一个相关方面是我们如何看待工作的性质。如前所述，保护主义者倾向于更高估制造业工作的价值，同时也高估了我们经济对这些工作的依赖程度。但为什么一个人从工厂工作转向成为理发师或网约车司机，即使新工作可能薪水更高，却被视为一种损失？为什么美国的保护主义者似乎羡慕中国和越南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劳动力中有更高比例从事制造业，但却远比我们贫穷？
答案再次必须追溯到遥远的过去，以及它如何塑造了我们当代的大脑。作为猎人 – 采集者和后来的农民，我们可以看到建造房屋或制作渔矛的人显然对社会有贡献。制造业工人是现代的等价物，生产人们可以看到和触摸的商品。
服务经济的兴起是一个近期现象。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几乎所有劳动都与生存相关——狩猎、采集、农业或制作工具。即使在早期工业时期，大多数工人也在制造东西。但在过去一个世纪，发达经济体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的绝大多数工人从事服务行业，包括医疗、教育、金融、酒店和软件开发等。这些角色的生产力通常是抽象的，使其社会价值更难被大多数人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与制造业类似，农业也常常被浪漫化并受到保护，可能是因为它有前现代的对应物。像工厂一样，农场唤起了艰苦体力劳动、维持生计和独立的形象。对这种工作的审美偏好深深植根于我们的集体心理中。然而，现代工作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制造业和农业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只占一小部分。
今天，大多数美国人不生产实物。他们提供护理、解决问题、创造知识或促成交易。这些工作与工厂工作同样真实且有价值，但缺乏我们大脑被塑造为认为有价值的直观、可见的产出。因此，对制造业的怀旧并非基于经济逻辑或伦理清晰，而是一种对我们祖先过去劳动形式的本能偏见。
当然，情感在政治中很重要。尽管如此，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我们何时被心理错觉所驱使。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幸福的道路是沉迷于我们的自然本能，建立一个封闭的经济，让更多人制造有形的东西，即使这会导致我们的生活水平崩溃。然而，保护主义者几乎从不提出这样的理由——这有充分的理由。一旦你理解了这些偏见的本质以及它们的非理性，反对贸易的理由就站不住脚了。
这就是为什么保护主义者反而争辩说，他们的政策将在经济上使国家更好，或者至少将财富从富人转移到穷人。正确的回应是，他们的假设根本不正确。与其设置贸易壁垒或试图复活早已消失的就业景观，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最好地支持现有工人，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工人。这意味着支持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更高质量的培训和教育，以及消除诸如职业许可制度等不合理的谋生障碍。